大禹治水的方法再次教导我们，对于像区块链这些新兴技术，不能简单划归洪水猛兽，努力洞察、善加利用或许是更好的办法。

这个平衡既包括监察委员会与原来一府两院之间的平衡，也包括它与人大及其常委会之间的权力关系。这个规定的立足点是对该条第一款民主集中制的内容进行具体化，旨在强调这三类国家机关必须遵循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而不是限定人民代表大会之下国家机关的范围，说只能设立这三个机关，不能设立其他机关。

监察法不就是国家机构的基本法律吗？不修改宪法，制定监察法，不就是根据宪法，具体地说是根据宪法第62条的规定吗？ 2、宪法中没有规定监察委员会，全国人大能否制定监察法？ 有的观点提出，宪法中没有规定监察委员会这一国家机构，监察法（草案）在找不到宪法依据的情况下设立监察委员会，就是违宪的。九、建议对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中遇到的问题适当公开 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的时间还很短，但改革的情况究竟怎样？截止目前，似乎只有几份权威的改革试点的综述性新闻报道，但这几侧报道讲的主要是经验，似乎没有涉及遇到的问题。进入 刘松山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监察法 。所以，常委会的决定是其修改法律职权的一部分，在宪法法律上都没有问题。针对当前讨论的焦点，本文想着重就监察法（草案）究竟有没有违宪以及立法中的若干相关重要问题谈些看法。

这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所在、精神所在，如果监察法（草案）违反了这个精神，侵犯和损害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比如，规定监察委员会可以对人大及其常委会这个权力机关进行监察监督，或者行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就肯定是违宪了。四、建议慎重研究回答监察机关的性质 对新设立的监察机关如何定性，是个大问题，因为性质决定职权和地位，也决定它与其他行使公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推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未来所设计的国家权力就区分为四大类别，分别是立法、行政、司法和监察，这里的监察权或许是一种混合型的权力，既包括了代表制民主下的代表责任(传统的议会监督权)，又掌握了一定的行政调查处置权，甚至包括了一定的司法性权力。

所以，由此产生的中国宪法学的任务是什么？正是重新建构中国宪法学的规范性价值、制度结构，并形成民主过程。至少，中国宪法学不应当是单一的文本主义观念或者说是形式主义主导的路径，而应当是两种取向并存且多元的状态，是形式主义和现实主义都有其强烈责任感的状态。政治宪法学重提序言的价值，并围绕着序言提炼根本法，这种思路的确有价值，却仅仅回应了效力和价值的输入与基础问题，无力形成一个明确的结构。认真对待我国宪法文本就如同一种宣示，试图回答人们表面上都承认宪法的重要性，但在实际生活中宪法文本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的问题。

最先涉及国家监察委员会改革的时候，是想把审计制度并入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采取监审合一模式，在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中，保留人大、监察、政协、审计等四大监督，职务犯罪案件中审计监督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犯罪线索的手段。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

对国家权力机关及其行使权力的方式划出边界——设定基本的规则、明确严密的程序，其目的也在于此。中国多年来出现了上面万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现象，所有社会管理职能向基层延伸。尽管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反腐败仍然是高压式的反腐。（三）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以及司法改革的关系 在监察委员会与一府两院的关系上，主要表现为监察委员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对它们进行监督，但法院与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与检察权，不受监察委员会的干预。

台湾地区监察院演进的时候，先被确定为一个政治性的民意机构，后强调独立性，成了一种准司法性质的权力。一、监察机关性质的宪法设计 （一）是人民监察委员会还是国家监察委员会 监察机关是否应当命名为人民监察委员会而非国家监察委员会？这关乎宪法确立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和监察机关的属性定位。司法体制改革要求党政机构不能干预个案，而包含党的纪检权力的国家监察委员会主要职能却是查处个案，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又如何处理？这就需要在制度设计中予以回答。现在推进三省市试点并将在全国推行的都是将监察机关称为国家监察委员会，比如大同市监察委员会，它与中共大同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

笔者认为调查权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犯罪领域，否则可能会形成人权灾难。重视文本的主张带来的最大贡献正是我们开始重新认识宪法，重新认识了宪法的意义以及宪法的规范性。

人大当然也是一个代议机构，能够逃脱代议机构的一般规律吗？如果全覆盖可以监督人大代表，人大代表的言论保障权、人身特殊保护权怎么去实现？这里还有一个难题，中国的人大代表绝大多数是兼职人大代表，如果不许监督人大代表，就意味着那些具有党政职务的人不能纳入国家监察委员会覆盖范围。最简单的修宪方法仅为1条，即授权条款，此为小修。

第五，审计制度的去向问题。第一，监察全覆盖的问题。即使中修，也涉及三个方面：其一，监察委员会的地位、职权以及现有机构与职能的整合，或需要另行增加节以及具体的条款，并删除有关行政监察的条款。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司法独立原则调整着国家司法机关与立法、行政机关等其他职能部门的关系。这个框架也成为我们理解宪法工程尤其是宪法设计的重要基础。国务院系统的行政监察机构并入，加上检察机关反贪、反渎、预防职务犯罪部门的转隶，再加上原来的党内纪检机构，国家监察委员会这个机构差不多成了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和党权于一体的机构。

作为国家机构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其内容体现在国家权力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上，就是遵循其他国家机关由民选的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的原则。目前的种种反腐败模式至少解决不了反腐败的稳定性与连续性问题，针对十八大以后高压式的反腐，面对反腐去库存与结构性腐败的张力，我们应该对腐败增强零容忍的态度。

如何妥善处理这种结构性张力，过去一段时间显性问题的潜藏，今天又浮现出来。（二）是监察权还是行政权 由人民性所引申的一个问题是，监察机关所行使的监察权(监督权)究竟属于何种性质？众所周知，划分权力是设计政体、配置权力的基本原理。

秉持改革的理念建设中国的宪法秩序，必然会有一种现实主义的乃至实用主义的宪法学观念。因此，在设计国家监察体制的时候，也必须要将防范权力可能存在的恣意或滥用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二）赋予相对人抗辩性权利 国家监察委员会所实现的全覆盖，其权力所涉对象的范围是非常广阔的，既包括所有的党员，又包括所有的公职人员，乃至企事业单位成员，从人口数量上进行估算或许上亿之众。形式主义宪法学有意忽略这一点，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他们忽视了党的存在、党的领导以及党在实践中的表现，只求在体系化的结构中寻找宪法的一个领地与空间。如何解决此逻辑上的悖论无疑是改革面临的难题之一。

在面向现实的理念之下，我们还可以发展出很多新的理论、范式和具体的研究方法。尽管建设宪法工程会更强调宪法作为国家组织法的一面，但人权保障作为根本目标已深入宪法，这也符合人民制定宪法的基本出发点。

中国宪法学必须面向现实，这是笔者在回应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的具体问题时的一种强烈感受。司法机构是判断，立法机构是法意的表达，行政机关的性质是执行，不同性质的机构有不同的运行机理和相应的组织规则。

这就涉及国家监察委员会目前行使的多种权力如何定位、定性的问题，以及是否受到刑事诉讼法控制的难题。依我国法律与实际情况，审判机关需接受执政党、权力机关和检察机关的监督。

目前所有的村委会干部事实上都变成了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职人员(尽管待遇有别于公务员)。实际上，党与政的关系必须要回答清楚，这是中国宪法学的使命。这个问题并非无关紧要，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如何命名应当慎重研究，这样才符合宪法的要求。中国人大除了其特殊的宪制地位，还必须遵循近代以来代议自治原理，通行的包括规则自治、机构人员自治、纪律惩戒自治。

这一论述颇有特点，大约是一种较为直接的回应方式。建立某种形式的违宪审查制度十分必要，它一直都是中国宪法学的理论任务。

宪法文本是宪法学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我们建立宪法秩序时必须要有的理论准备。第三个制度取样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廉政公署，它高度权威、高度效率，但廉政公署制度有其发挥作用的特定条件，我们在进行制度借鉴时必须明察，不可率尔操觚。

新设立的监察委员会虽独立于政府部门，但其所行使的权力仍具有强烈的行政权特征，例如它的监督、调查和处置职责中主要就体现了国家机关和相对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回顾中国宪法学的发展历程，重视宪法文本的主张提出已近30年，并产生了很大影响，引领了中国宪法学的发展潮流。